穿过萨格勒布：那些争论注定没有结果

  阿丽达是萨格勒布人，生于1972年，有一双斯拉夫人的澄澈的蓝眼睛，显得明亮而愉快。她是平面设计师，也是一家骑行俱乐部的创始人。一天上午，她骑车陪我在萨格勒布的老城逛了一圈。

  阿丽达告诉我，克罗地亚有一种强烈的“西方”倾向。这是长达数个世纪的哈布斯堡统治留在克罗地亚人心灵深处的烙印。尽管，在奥地利统治下，克罗地亚人从未获得应有的待遇和报偿。

  从16世纪开始，克罗地亚就成为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帝国的军事缓冲地带。任何16岁至60岁的克罗地亚男性都将被编入常备军，守卫哈布斯堡帝国的边疆。也就是说，大部分克罗地亚人都是当年军屯的后代。

  随后的历史一次次地证明，克罗地亚人是伟大的士兵。时至今日，你依旧能从克罗地亚足球队身上看到这些士兵的品质：萨格勒布的街头到处都在售卖克罗地亚足球队的球衣。每当看到10号队服，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卢卡·莫德里奇战士一般的身影。

  就种族和语言而言，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原本是一个民族。不过，这种“西方”倾向让克罗地亚人相信，他们在文化上要比“东方”的塞尔维亚人优越，也为与“大塞尔维亚主义”的对峙提供了精神动力。

  阿丽达说，在南斯拉夫内部，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代表了两种势均力敌的气质和倾向——克罗地亚信奉天主教，塞尔维亚信奉东正教；克罗地亚使用拉丁字母，塞尔维亚使用西里尔字母。双方若能弥合矛盾，南斯拉夫就能统一，就能形成较为强大的国家。一旦矛盾无法调和，南斯拉夫就会走向分裂和战争。

  这就像一些族源和文化原本相近的民族，却怎么也看不上对方，总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争论不休。后来，我和阿丽达在骑行途中看到一座尼古拉·特斯拉的雕像。阿丽达说，这是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争执不休的最新证据。

  尼古拉·特斯拉是著名的电气工程师和发明家。他在电磁场领域的多项发明为现代无线电技术奠定了基石。特斯拉汽车的名字，据说就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天才。

  1856年，尼古拉·特斯拉出生于奥匈帝国治下的克罗地亚，但其本人却是一名塞尔维亚族人。1884年，特斯拉移民美国，加入美国国籍。他的事业和影响后世的发明几乎都在美国完成。

  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分歧在于，尼古拉·特斯拉究竟属于哪个国家（在这场争论中，美国被撇在一旁）。按照克罗地亚的说法，特斯拉生在克罗地亚，长在克罗地亚，家在克罗地亚，他当然属于克罗地亚。塞尔维亚则表示，特斯拉虽然生在克罗地亚，但文化上属于塞尔维亚。他的父亲是东正教神父，他从小听着母亲吟诵的塞尔维亚史诗长大，他的骨灰最终也埋葬在贝尔格莱德——如果这一切还不足以证明特斯拉属于塞尔维亚，还有什么可以证明？

  但是，克罗地亚不管这一套。阿丽达告诉我，加入欧元区后，克罗地亚准备将特斯拉的肖像铸在本国发行的欧元硬币上，而这自然遭到了塞尔维亚的强烈抗议——实际上，他们早已将特斯拉的肖像印在了100第纳尔的纸币上。

  我问阿丽达：“特斯拉出生时，克罗地亚属于奥匈帝国，后来他又加入了美国国籍。奥地利和美国是否也有权声称特斯拉属于他们？”

  阿丽达说：“他们有这个权力，只是他们并没用。毕竟，属于他们的名人已经太多了。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在任意的毛病上都可能会发生争论。如果塞尔维亚人声称特斯拉属于他们，那我们肯定会说特斯拉属于我们。反之亦然。”

  “特斯拉有一句名言：宇宙是一台伟大的机器。你可以想见，他脑子里想的都是更为宏大的东西。”

  如果仅游览萨格勒布的老城，你就无法了解萨格勒布的全貌。它像一位精心化过妆的演员，想极力呈现“西方”的一面，而将南斯拉夫的性格掩藏起来。

  因此，阿丽达建议我去诺维萨格勒布看看。她说，那里会呈现完全不同的风景，展示出萨格勒布更复杂的一面。诺维萨格勒布，即新萨格勒布，位于萨瓦河的另一侧。它是在南斯拉夫时代发展起来的，至今仍然是萨格勒布的主要居住区。

  第二天中午，我来到阿丽达位于老城的办公室。然后，我们骑车从那里出发，前往诺维萨格勒布。起初，依旧是哈布斯堡时代的景象——广场、电车、吐司黄色的政府机构。街头遍布咖啡馆，即便是冬日，人们依然围坐在户外的暖炉旁。我们经过一片小小的停车场。阿丽达说，这里原本有一座犹太教堂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南斯拉夫国王流亡海外，克罗地亚的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“乌斯塔沙”决定追随希特勒，建立一个种族纯洁的克罗地亚人国家。为了表示对纳粹的忠诚，他们炸掉了犹太教堂，大批屠杀克罗地亚境内的塞尔维亚人、犹太人、吉普赛人和同性恋者。

  到底有多少塞尔维亚人被“乌斯塔沙”杀害，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再次发生争执。1990年代以后，这样的一个问题更是经常被不同的政治家利用，成为煽动民族情绪的抓手。塞尔维亚称，大约有五十万塞尔维亚人被“乌斯塔沙”屠杀；克罗地亚则说，这一个数字只有十万——双方都在指责对方伪造历史，掩盖真相。

  阿丽达告诉我，在这里，数字变得十分重要，因为它能代表一个人的政治态度。“如果你说五十万，你就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；如果你说十万，你就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。”

  “我认为双方都在刻意夸大或缩小。”阿丽达说。“真实数字应该介于两者之间。”

  我们经过火车站，从桥下穿过铁轨。接着，就在那么一瞬间，我们离开了哈布斯堡式的优雅，进入老城与诺维萨格勒布之间的过渡地带。风格凌乱的建筑物随意地摆在那里，不少房子的窗户破碎，盖着防水布，看上去已遭遗弃。这种转变是如此突然，如此猝不及防，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摄影棚里的布景，而根据剧本的需要，我们即将扮演新的角色。

  阿丽达告诉我，这些房子之所以荒废在这里，多半是因为产权问题。在南斯拉夫时代，房子由几家人共同使用，并没有私有产权的概念。等到南斯拉夫解体，房子的产权变成由几家人共有，无论翻修还是拆除，都需要所有产权人同意。然而，有的人已经搬走，有的人已经去世，有的人甚至离开了这一个国家。最终，房子只能荒废在这里，任由风吹雨淋。我看到一些房子已经长出植物，一些成为丢满废弃物的垃圾场。墙上的破洞像张开的嘴巴，仿佛在诉说主人离去后的忧伤，但却无人倾听。

  我们骑过萨瓦河上的大桥，两岸是大片草坪，沿着河岸向远方伸展。小汽车在桥上排起长龙，电车上坐满乘客。和阿丽达一样，很多人住在新城，但在老城工作，因此每天都要横跨大桥通勤。当年修建大桥时，没人预料到汽车数量的爆炸性增长——大桥只有两条车道，时常会变得拥堵不堪。

  我们进入诺维萨格勒布的地界，眼前的一切都是南斯拉夫时代的产物——灰色的高层住宅、横平竖直的马路、布满落叶的公园。商业活动大都隐藏在社区内部，街上看不到商场、餐厅或咖啡馆，只有提着购物袋、穿着朴素的行人。

  诺维萨格勒布最著名的地标是举办“萨格勒布博览会”的场馆。我们骑车经过那里时，阿丽达说：“你想得到吗？这里曾经是东西方阵营对抗的最前沿。”

  “冷战”时代，南斯拉夫联邦虽是社会主义国家，但长期奉行不结盟外交政策。富有魅力的铁托游刃有余地穿梭于东西方阵营之间，让南斯拉夫左右逢源，成为东西方竞相争夺的对象。“萨格勒布博览会”是当年为数不多的西方与苏联共同参与的活动，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两大阵营展示实力的竞技场。

  美国馆会展示美国家庭最新的家用电器，还有当时在南斯拉夫闻所未闻的社区超市。苏联馆则展示大型机械设备、卡车和联合收割机。双方也会把太空竞赛中最重要的成果拿到这里。

  对克罗地亚人来说，西方的魅力显然更胜一筹。据说，铁托在视察美国超市后说：“这正是南斯拉夫需要的。”莫斯科《真理报》则批评了铁托访问社会主义国家展馆的时间太短——平均只有三到七分钟，而他却在美国馆足足待了半个小时。

  1980年代，阿丽达和几个女同学一起去博览会游玩。除了美国和苏联的展厅，也有中国、古巴等国的展厅——每个展厅都由各国最优秀的建筑师设计。那时的南斯拉夫如同东西阵营之间的一片绿洲。阿丽达说，南斯拉夫护照可以免签一百多个国家，既可以去西方国家，也可以去社会主义国家。阿丽达去过威尼斯、维也纳、柏林和布拉格。在布拉格的某些区域，她会明显感到苏联人的存在，仿佛有人在监视她。

  十六岁的暑假，阿丽达去柏林玩，住在西柏林的表姐家。有一天，阿丽达拿着南斯拉夫护照，穿过柏林墙的哨卡，去东柏林玩了一整天。晚上，她回到西柏林，告诉表姐，她去东柏林逛了一圈。表姐大惊失色。

  “她虽然住在柏林，却无法去到柏林墙的另一侧，而我拿着南斯拉夫护照却可以。”说到这里，阿丽达笑了，墨镜下方是大幅上扬的嘴角。“这可能是我童年记忆里最开心、最骄傲的一幕。我还记得表姐瞪大的眼睛，那种不可思议的神情。”

  我们骑车穿行在巨大的住宅区里——1970年代的建筑。洒着落叶的空地上，停满便宜而耐用的小汽车。阳光像打散的蛋黄，均匀地涂抹在楼宇之间的草坪上。有老人独自拎着购物袋回家，有男人坐在车里抽烟，有年轻女孩在草坪上遛狗——十多只狗，欢快地奔跑着，大大小小的影子也随之跳荡。

  眼前的一切普通而宁静。如果在另一座城市，我恐怕会觉得有些单调。但在这里，我却有一种放空的感觉，仿佛普通正是构成宁静的一个方面。

  我们把车停在路边，在长椅上坐下来。城市的喧嚣像低沉的背景音，也像远处隆隆的火车声。我问阿丽达，怎么对比今天的克罗地亚与南斯拉夫时代的生活。

  “对于我的工作来说，并没什么是现在能做，而当年做不了的。”阿丽达说。“我现在是平面设计师，当年也可以做这份工作。我几年前创办了骑行俱乐部，当年也完全没问题。”

  “这可能是对南斯拉夫最大的误解之一。南斯拉夫和苏联不同，只要你不参与政治，日常的宗教活动几乎不受影响。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，祖母天天都会去教堂礼拜，没有人阻止她或者干涉她。”她停顿片刻，继续说道。“相反，倒是有些事情不如当年了。”

  最近，阿丽达的父亲病了，需要住院。然而，克罗地亚的公立医院却大不如前，医疗水平比南斯拉夫时代差了一半。所以阿丽达只能花高价去私立医院——那可真要花上一大笔钱。

  “某种程度上，我算是铁托的粉丝。在南斯拉夫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，我们也需要这么一个拥有崇高威望、能让各民族服膺的领袖人物——没有这样的人物，南斯拉夫之间的分歧就没有办法解决。但铁托去世后不久，国家就陷入了经济衰退，然后是政治危机。十年后，战争爆发了——兄弟之间的自相残杀。我有一个奥地利朋友说，她当时吓坏了。因为欧洲人没想到，到了二十世纪的末尾，在欧洲的土地上还会发生种族屠杀。”

  “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们都被政治家利用了。克罗地亚是我们的总统图季曼，塞尔维亚是他们的总统米洛舍维奇——两个极端民族主义政客。当然，大克罗地亚主义和大塞尔维亚主义一直都有。铁托尽量在两派之间保持平衡，采取调解和压制的政策。当他去世以后，下面的人就想挑动民族情绪，从而获得权力。”

  “至今，我一想到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四年战争，皮肤上还会冒出鸡皮疙瘩。历史上，南部斯拉夫民族联合过两次，两次都以失败告终。在我看来，不会有第三次了。我们已走上了各自的道路：克罗地亚加入了欧盟、欧元区和申根区。塞尔维亚在试图入盟的道路上——但因为科索沃问题——恐怕遥遥无期。尽管我不认为南斯拉夫联邦能够一直持续，但我还是会怀念那个团结被格外的重视、民族主义是个不雅词汇的年代。如果我知道独立会导致四年的战争，会让那么多人家破人亡，我可能不会选择独立。”

  近几年，阿丽达去过两次贝尔格莱德。她一度非常害怕，担心遇到暴力。克罗地亚的媒体上充斥着类似报道——克罗地亚人的汽车被砸，克罗地亚人在街上被打。虽然战争已结束多年，但两国都不乏极端的民族主义者。

  “第一次去贝尔格莱德，我和丈夫选择了一家民宿。开始时，我们小心翼翼，只敢和房东聊聊天气。慢慢地，通过聊天时的种种迹象，我们得知房东并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，我们最后成为了朋友。他给了我们一间最豪华的公寓，还邀请我们参加他组织的派对。”阿丽达回忆着往事，嘴角露出笑意。“在巴尔干，最有趣的派对一定是克罗地亚人或者塞尔维亚人举办的。贝尔格莱德的夜生活更是无与伦比。你会去贝尔格莱德吗？”

  “实际上，我们和塞尔维亚人讲同一种语言，只有口音和词汇的差别，但那些微妙之处是一致的——我们也可以理解彼此的幽默感。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，原本是最能理解彼此幽默感的民族。”

  阿丽达的眼圈红了。她戴上墨镜，抬头望着眼前的住宅楼。这些南斯拉夫时代的建筑并不给人局促之感，它们只是显得这么普通，让人想到毫无波澜的生活。冬日的阳光给墙壁镀上了一层金色，树影在有裂缝的墙面上微微颤动。

  如果没有战争和屠杀，没有被挑动的民族情绪，没有那些令人恐惧的历史，事情原本会变得不同——我想，这就是阿丽达想要告诉我的。

  就像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，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原本也能成为最好的朋友。然而，一切都变得没有办法挽回。从此以后，他们不得不紧绷神经，在外人的叹息声中，走上各自的道路。